七、蚀

  1970年6月17日 14:00｜瀋阳，「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」主席府
  王明坐在那张曾经属于东北局的办公桌后面，感觉自己像一个被遗忘在舞台上的木偶。
  窗外的瀋阳阳光灿烂，街道上偶尔有行人走过。如果不是隔几条街就能看到的苏军检查站，如果不是空气中偶尔飘来的消毒水味道，这座城市看起来几乎恢復了正常。
  但他知道，这一切都是假象。
  「主席同志，」秘书推门进来，声音里带着一丝紧张，「苏联顾问团的伊万诺夫将军来了。」
  王明的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。「请他进来。」
  伊万诺夫是驻瀋阳的苏军政治顾问，名义上是「协助」新政权建设，实际上是这个傀儡政府的真正主人。每週他都会来一次，名为「汇报工作」，实为下达命令。
  门开了，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军官走进来。他穿着笔挺的苏军制服，胸前掛满勋章，灰蓝色的眼睛里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。
  「王明同志，」他用生硬的中文说，「您好。」
  「伊万诺夫将军。」王明站起身，微微欠身。这个动作让他感到一阵耻辱，但他已经习惯了。
  伊万诺夫没有客套，直接在沙发上坐下，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份文件。
  「莫斯科对最近的『治安形势』很不满意。」他说，手指敲着文件，「上个月，在你们管辖的区域内，发生了一百三十七起『恐怖袭击』。二十三名苏军士兵阵亡，四十七人受伤。另外，还有十一名你们的地方官员被暗杀。」
  王明的脸色变了。「将军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游击队藏在民间，很难分辨……」
  「这不是藉口。」伊万诺夫打断他，语气冰冷，「莫斯科认为，问题出在你们的政策太软弱。你们对那些同情游击队的人太宽容了。」
  伊万诺夫站起身，走到窗前，背对着王明。
  「连坐制。」他说，「任何村庄如果窝藏游击队，全村男性处决，女性和儿童送往劳动营。任何城市如果发生暗杀事件，随机抓捕一百名『嫌疑人』公开处决。」
  王明的脸色变得苍白。「将军，这……这会激起更大的反抗……」
  「这是命令。」伊万诺夫转过身，目光锐利，「不是建议。」
  他走向门口，又停下脚步，回头看了王明一眼。
  「王明同志，我提醒您一件事：您之所以坐在这把椅子上，是因为莫斯科需要一个中国人的面孔。但这并不意味着您不可替代。中国有很多人愿意合作，您明白吗？」
  王明独自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，浑身发抖。
  他想起了三十年前，自己在莫斯科的日子。那时候他是共產国际的宠儿，是中国革命的「理论权威」，意气风发，以为自己终有一天会回到中国，领导那场伟大的革命。
  现在他回来了。但不是作为领袖，而是作为傀儡。
  他走到窗前，望着外面的街道。一队苏军士兵正在走过，他们的军靴在柏油路上踏出整齐的声响。路边，几个中国人低着头快步走过，没有人敢抬头看那些士兵。
  这就是他「解放」的中国。
  王明闭上眼睛，感觉有什么东西在胸口慢慢破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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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那天晚上，王明做了一个梦。
  他梦见自己回到了延安，回到了1938年。窑洞里，毛泽东正靠在土炕上，手里夹着一支烟，瞇着眼睛听他滔滔不绝地讲述「国际路线」。
  「泽东同志，」梦中的他说，「共產国际的指示是正确的，我们必须服从……」
  毛泽东没有说话，只是看着他，嘴角掛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。那微笑里有轻蔑，有怜悯，也有某种更深沉的东西。
  「王明啊王明，」毛泽东终于开口，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，「你这辈子，就不明白一个道理。」
  「中国的事情，要靠中国人自己解决。」
  梦境碎裂。王明猛地坐起来，发现自己浑身是汗。
  窗外，瀋阳的夜空被探照灯割裂成一道道光柱。远处隐隐传来枪声——也许是又一起「恐怖袭击」，也许只是苏军在夜间巡逻时对着影子开枪。
  他躺回床上，盯着天花板，一夜无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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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1970年6月20日 黎明｜河北，太行山区
  张秀英已经在山里躲了七个月了。
  她今年四十二岁，曾经是石家庄纺织厂的女工，有一个丈夫和两个孩子。去年十一月，苏军佔领石家庄后，她的丈夫因为「私藏武器」——其实只是一把生锈的菜刀——被当街枪毙。她带着两个孩子逃进了太行山，加入了当地的游击队。
  现在，她的大儿子已经成了一名游击队员，十六岁，会用步枪、会埋地雷、会在夜里像猫一样无声无息地穿过敌人的封锁线。小女儿十二岁，在山洞里的「流动学校」上课，学认字、学算术、学唱那些被禁止的歌。
  而她自己，成了游击队的炊事员和护理员。
  「娘，」大儿子李建国从外面鑽进山洞，脸上带着兴奋的神情，「队长说今晚有行动。」
  张秀英正在用野菜和小米熬粥。她的手顿了一下，但没有抬头。
  「打苏修的运输队。」李建国蹲到她身边，压低声音，「情报说，今晚有一队卡车要从井陘经过，运的是弹药。队长让我跟着去。」
  她抬起头，看着儿子的脸。那张脸还带着少年的稚气，但眼睛里已经有了某种她不认识的东西——那是见过血、杀过人之后才会有的东西。
  「建国，」她的声音有些发涩，「你爹死的时候，你才十五岁。我答应过他，要把你们兄妹养大成人。」
  「让我说完。」张秀英打断他，「我不是要拦你。我知道拦不住。你爹的仇要报，国家的仇也要报。但是……」
  她伸出手，抚摸儿子的脸颊。那脸颊上已经有了细细的绒毛，不再是她记忆中那个软软的、滑滑的婴儿脸蛋了。
  「但是，你要答应我，活着回来。」
  他站起身，从墙角拿起那支缴获来的莫辛纳甘步枪，走向洞口。
  「娘，」他停下脚步，回头看了一眼，「粥熬好了给小妹留着，我回来再吃。」
  然后他消失在黎明前的黑暗中。
  张秀英独自坐在山洞里，听着洞外的风声和偶尔传来的鸟鸣。火堆上的粥咕嘟咕嘟地冒着泡，散发出一股清淡的香气。
  她没有哭。这七个月来，她已经哭乾了眼泪。丈夫死的时候她哭过，逃进山里的时候她哭过，第一次给伤员包扎伤口、看着那些年轻人在她面前咽气的时候她也哭过。
  她只是在心里默默地祈祷——不是向任何神明，而是向那些已经死去的人——她的丈夫，她的父母，她的邻居，还有那些她叫不出名字的、在这场战争中死去的千千万万的人。
  「保佑他。」她轻声说，「保佑他活着回来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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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那天晚上的伏击战打了不到二十分鐘。
  游击队埋伏在公路旁的山坡上，等苏军的运输车队进入射程后，先用地雷炸毁了头车和尾车，然后居高临下开火。黑暗中，苏军士兵慌乱地从卡车上跳下来，胡乱还击，但他们根本看不到敌人在哪里。
  等护航的装甲车赶来增援时，游击队已经带着缴获的弹药消失在夜色中。
  第二天黎明，一个浑身是血的游击队员爬回了营地，带来了消息：李建国在撤退时中弹了，子弹穿过他的腹部。他让战友们先走，自己留下来掩护。
  「他说……」那个游击队员的声音颤抖着，「他说让我告诉他娘，他对不起她，没能活着回来。」
  张秀英听完这句话，没有哭。
  她只是站起身，走到洞口，望着远处连绵的太行山脉。晨光正在山峦间升起，把天边染成一片金红色。
  「小妹，」她说，声音平静得出奇，「过来。」
  十二岁的李小妹从山洞深处走出来，怯生生地看着母亲。
  「你哥不回来了。」张秀英说，「从今天起，你是我唯一的孩子了。」
  李小妹的眼泪夺眶而出。「娘……」
  「不许哭。」张秀英的声音严厉了，「你哥是为国家死的，是英雄，不是让人哭的。」
  她蹲下身，平视女儿的眼睛。
  「小妹，你记住，你哥死的时候才十六岁。他没能看到苏修被赶走的那一天，但你要替他看到。你要好好活着，好好学习，将来……将来等这场仗打完了，你要告诉你的孩子、你孩子的孩子，告诉他们这里发生过什么，告诉他们你哥是怎么死的。」
  「我记住了，娘。」李小妹抽噎着说。
  张秀英站起身，拍了拍女儿的头。
  她转身走回山洞，继续熬她的粥。炉火映照着她的脸庞，那张脸上没有眼泪，只有一种石头般的坚硬。
  后来，有人说张秀英疯了——因为她从那天起就再也没有笑过，再也没有哭过，整个人像一具行走的躯壳。
  但也有人说，她只是把所有的悲伤和愤怒都压进了心底，变成了一块烧红的铁，等待着有一天把它锻造成一把刺向敌人的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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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1970年7月4日｜华盛顿，美国独立纪念日
  「中国：一场被遗忘的战争」
  本报驻东京特派记者 哈里森·索尔兹伯里 报导
  今天是美国独立194週年纪念日。当华盛顿的市民们在国家广场上观看烟火表演、庆祝自由与独立的时候，在地球的另一端，另一场争取自由与独立的战争正在继续——而大多数美国人对此一无所知。
  九个月前，苏联对中国发动了突然袭击。这场战争以核打击开始，以北京的陷落告一段落。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在首都的保卫战中身亡，残存的政府撤退到了西南山区。
  在官方的叙述中，这场战争已经「结束」了。苏联扶植的傀儡政权控制着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，而「自由中国」——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——蜷缩在云南、贵州、四川和广东的部分地区，苟延残喘。
  本记者最近秘密进入中国境内，在华北的游击区度过了三週时间。我看到的景象与官方叙述大相径庭：在太行山的密林里，在河北的平原村庄中，在每一条被炸毁又修復、修復又炸毁的公路旁，一场无声的战争正在进行。
  游击队员们告诉我，他们不指望能打败苏联的正规军。他们的目标更简单，也更残酷：让佔领者一天都不得安寧，让每一个苏联士兵在踏上中国土地的每一刻都感到恐惧，让这场佔领的代价高到莫斯科无法承受。
  「我们像水一样，」一位游击队指挥员对我说，「你可以用火烧开水，但你烧不乾大海。」
  这句话让我想起了越南。想起了那些在丛林中与我们的军队周旋的越共游击队。想起了一个超级大国是如何在一个小国的顽强抵抗面前陷入泥潭的。
  苏联正在重蹈我们在越南的覆辙吗？
  也许时间会给出答案。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：这场战争还远没有结束。而当我们在烟火照耀下庆祝自由的时候，也许应该想一想——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，有些人正在为同样的东西付出生命的代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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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1970年8月15日 深夜｜重庆，周恩来办公室
  周恩来放下手中的《纽约时报》剪报，揉了揉发酸的眼睛。
  这篇报导在西方世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。据说尼克森总统亲自读了这篇文章，还在白宫的内部会议上提到了它。美国国会里，已经有人开始讨论是否应该加大对「自由中国」的援助。
  但这些对他来说，都是远水解不了近渴。
  「总理，」秘书钱嘉东轻轻敲门，「邓小平同志到了。」
  门开了，一个身材矮小但精神矍鑠的男人走了进来。邓小平比周恩来小六岁，但这几年的颠沛流离让他看起来老了许多。他的头发已经花白，脸上的皱纹比以前深了，但那双眼睛依然锐利，透着一种不屈不挠的光芒。
  「恩来，」邓小平在沙发上坐下，「你找我？」
  「小平，」周恩来倒了两杯茶，推了一杯过去，「我想和你谈谈……将来的事。」
  「将来？」邓小平端起茶杯，「你是说战争结束之后？」
  「不只是战争。」周恩来的声音低沉，「我是说……我之后。」
  邓小平的手顿了一下。他放下茶杯，直视周恩来的眼睛。
  「恩来，你身体怎么了？」
  「前列腺有些问题。」他说，「医生说需要进一步检查，但……」他苦笑了一下，「你知道现在的条件，进一步检查也检查不出什么名堂。」
  「那你就更应该保重身体。」邓小平的语气严厉了，「恩来，你是我们的主心骨。你要是倒下了……」
  「所以我才找你谈这件事。」周恩来打断他，「小平，我直说了。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，这个担子，你要挑起来。」
  房间里只有掛鐘的滴答声和窗外偶尔传来的虫鸣。
  「恩来，」他终于开口，声音沙哑，「你知道我的情况。文革的时候，我被打成『党内第二号走资派』。现在虽然恢復了工作，但很多人……很多人还对我有看法。」
  「那些都是过去的事了。」周恩来摇头，「主席已经不在了，文革也已经结束了。现在重要的是，怎么把这场仗打下去，怎么把这个国家撑下去。」
  「小平，我告诉你我的判断。这场战争，我们赢不了——至少在军事上赢不了。苏联太强大了，我们的差距太大了。但是……」
  「但是，苏联也赢不了。他们可以佔领我们的城市，但他们佔领不了我们的人心。只要我们坚持抵抗，只要这团火不灭，他们就永远无法真正征服中国。」
  「最终……」周恩来沉吟了一下，「最终会是一场消耗战。比的是谁能撑得更久。苏联的经济有问题，他们的体制有问题，他们和美国的竞争也在消耗他们的力量。如果我们能撑住十年、二十年，说不定……说不定会有转机。」
  「十年、二十年。」邓小平苦笑，「恩来，我们还能撑那么久吗？」
  「我不知道。」周恩来坦率地说，「但我知道，只要还有一口气，就不能放弃。这是主席留给我们的遗言，也是我们对死去的那些人的责任。」
  他走回座位，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。
  「这是我拟的一个方案，关于长期抵抗的战略规划。游击区的建设、敌佔区的渗透、国际统一战线的经营……我想让你过目一下，提提意见。」
  邓小平接过文件，却没有立刻打开。
  「恩来，」他说，「有一件事我想问你。」
  「这场仗……值得吗？」
  「我的意思是，」邓小平的声音低沉，「我们已经死了这么多人。北方的几千万同胞在苏联人的铁蹄下受苦。如果当初我们……如果当初我们选择谈判，选择妥协，是不是……是不是可以避免这一切？」
  「小平，这个问题，我也问过自己无数次。」他的声音疲惫而苍凉，「如果当初不抵抗，如果当初接受苏联的条件，是不是可以少死很多人？也许可以。但是……」
  「但是，那样的中国，还是中国吗？一个跪着的中国，一个任人宰割的中国，一个丧失了尊严和意志的中国——那还值得存在吗？」
  他看着邓小平，目光灼灼。
  「主席说过，中国人民是杀不完的，打不垮的。这句话，不只是一句口号。这是我们这个民族五千年来的生存之道。秦始皇杀不完六国的遗民，蒙古人杀不完南宋的军民，日本人杀不完中华的儿女。苏联人……也杀不完。」
  「只要我们还在抵抗，中国就没有亡。只要还有一个人记得我们是中国人，记得我们为什么而战，这团火就不会灭。」
  「也许我们这一代人看不到胜利。也许下一代人也看不到。但总有一天……总有一天，这片土地会重新属于中国人。那一天，我们这些人的名字，会被刻在歷史的丰碑上。」
  「我明白了。」他终于说，声音坚定，「恩来，你放心。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我就会把这面旗扛下去。」